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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復有些苦惱，卻也無人說去。他的妻子一向毫不客氣地罵他做“神經病”。兒子更不要說，他都羞于跟人提起他老爸的職業以及……“勞模”什么的，真要“拚爹”，這算個屁啊。同事也不適合，他們都比他年輕太多，喜歡談論歐冠賽、網游或季度獎。李復想著，要是他真走上去跟他們說起“謝伯茂”什么的，他們準會像鳥兒似的一下子都飛光了。
李復決定換個思路，暫時放下謝伯茂，直接找“本市陳緘”呢。
他反復端詳、摩挲——信封上的毛筆字不大不小，看著蠻舒服。他掂量里頭的內件，兩三頁紙的樣子，舉起來對著燈，牛皮紙信封太厚，看不出個所以然。
身邊有同事走過，調侃他：“直接打開來瞧瞧得了！”是啊，打開來，看個究竟，他的確有辦法可以不著痕跡地打開，連信封口的郵戳都可以完好無損。但怎么可能，這跟“利用職務之便私拆、隱匿信件”之類的無關，而是，怎么說呢，就算是個死信，也還是信，就有信的尊嚴與規矩，哪怕拆開后可以找到線索，也相當于是作弊，太不體面。李復不干。
中午休息的時候，李復背上小綠包騎車到城南一帶找文具店。
金沙井路上有一家。文具店里學生很多，在挑可擦筆、瑩光筆、變色筆、香味筆什么的，還有許多精巧可愛的即時貼、小本子、拍紙簿，連李復都看得喜歡，幾個小女孩更是東挑西選舍不得放下。李復自己找了一圈，沒看到，只得問營業員，被指點到頂里頭的貨架，在最下面一排，他找到了信封與信紙，沒得選，就一兩種，都挺平實、挺……丑的。“本市陳緘”的牛皮紙信封正是其中一種。
不知為何，李復突然有些替這個寄信人感到委屈了，要蹲下來挑這么丑的信封，也真夠難為的。李復在那個冷清的小角落蹲了好一會兒，兩條腿都麻木了。沒有碰到任何別的顧客。
是啊，沒“碰”到。他本是癡心妄想著，能不能想辦法“碰”上 “本市陳緘”呢。他還打算到別的地方再“碰碰”看——
李復研究過這些信的銷票戳（蓋在郵票上的郵戳，表明信從何處寄出），除了一封信例外，其余都是中華門郵局的戳子。郵戳上有個小編號，據此可查出，這些信應是投在郵局門口或營業大廳兩個郵箱。
估計著在下一封信快要出現了，李復連著幾天到那家郵局去轉悠。他默默地坐在大廳的書寫臺前，打量來往的人。或是站到馬路對面，盯著郵局門口的郵筒。這兩個過程都是盲目的。任何一個人都有可能，也都沒有可能——有什么人看上去像是用毛筆小楷寫信的呢。再說，往信筒里扔信的人少極了。有一回，他一直等到五點半，親眼看著開箱人從大半人高的郵筒里只拿出可憐巴巴的兩封信。一封是寄給“江蘇省委省政府省人大省政協信訪辦”的，字寫得比蠶豆都大，還有兩個錯別字。另外一封都沒封口，里頭塞著一疊過期舊彩票。
李復嘆口氣，愈加覺得這個“本市陳緘”的不容易，這么慎重、窮追不舍地寫信給謝伯茂，準是有個很隆重、很困難的事吧。他真得對得起人家。
這么想想，倒寧可“碰”不著“李市陳緘”，真把那一摞子信通通退還給他，多傷人心啊。
4、陳亦新真正拿筆給謝伯茂寫起信來，仍是跟女兒有關。
女兒的幼兒園里最近推廣起什么“蒙臺梭利教育法”，鼓勵小朋友“不學無術”，完全按照自由的天性來發展，比如，今天的家庭作業，便是要求家長只管替孩子備好紙筆與十二色顏料，然后便聽憑其胡畫亂涂。晚上，地上攤好報紙，女兒便跟“飛魚”潑潑灑灑地玩了好一陣，直到累了要睡。妻子去弄小孩，陳亦新則收拾地上的爛攤子，順手拿起一支顏料筆，把筆尖捻捻，將就著蘸起多余的靛藍色在報紙的空白處寫起來。
大學里，陳亦新曾跟著一位學長寫過兩年半的小楷，后因忙于結婚升職什么的，便丟下了，這會兒寫了幾個小字，倒體味到一種淡淡的舊情——所聯想起的卻又不是大學或青春，而是他衰老無力的遙遠晚景。真是很奇特的感受。
扔掉舊報紙時，陳亦新驚訝地發現，自己方才所寫的小字，全是謝伯茂，謝伯茂，謝伯茂。好像隨時隨地在想著這個朋友、并有許多話要對這個朋友說似的。他一怔，決定：那不如就說說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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